由上，笔者兹按照这种类型化思路对四部宪法（文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分为如下五个方面进行阐释。

日本学者岩井奉信指出：议会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但既然构成议会的最小单位是议员，即个人，那么议会所具有的现实机能归根到底是在制度的制约与议员的行为这一关系中被决定的。[10]陈斯喜：《完善宪法修改审议程序管见》，载《法学研究》，第21卷第3期《宪法修改问题笔谈》。

修宪机关如果没有自主地位，处于依附或受支配的境况，则不可能真正地享有和行使各种权力。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修宪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宪法秩序的机制，一种介于道德和武力之间的创造、维护或恢复宪法秩序的特殊程序。既然程序的约束力和强制性是如此软弱无力，修宪主体也就难以意识到修宪程序的存在会给自己的权力行为（或准权力行为）带来什么不方便或障碍，也就难以做到慎之又慎，以避免因自己不合适地启动修宪程序而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另外，在我国，目前人民代表的选举还缺乏充分的竞争，特别是享有修宪权的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又是经过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产生的，这就使其作为民意代表的代表性受到一定影响，也使得修宪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显得更为重要。为此，有必要明确规定，对于修改宪法的问题，都应当提交全民讨论。

修宪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的步骤、时序和方式行使职权。正如梅因所说：社会的需求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种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23] [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7页。

[22] [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9页。这种对抗正义的理念，林来梵教授称之为报应正义：作为一种规范精神，这种体现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中的报应正义，当然也是正义的一种形态，但执行的是那种类似于‘以牙还牙式的加害与报复的对等原理。【摘要】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是支配五四宪法的核心目标。（二）支持主观权利功能的法律制度 形成以主观权利功能为核心的基本权利秩序，需要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内心自觉。

[70]同时，在选举和代表制度中，民主回授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为何选择此时制宪？对此，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五四宪法是中共中央接受斯大林多次建议后的结果。

国家并非依照其法律来授予这些权利，而是这些权利当作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东西予以承认和保护。五四宪法以中国人民领起全文，确认人民高高在上的主体地位，又在第1条规定人民民主国家的国体，在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掌握着全部的、最终的和根本的权力。在一般意义上，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首要目的是防范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即所谓防御权功能，这是各种类型的基本权利均具有的一种功能。此时，作为建国工具的基本权利，其运行方式便不是镇压与惩办，也不是限制与剥夺，而是提供了另外一种丰富共同体来源的途径。

[22] 这样，作为道德理想的国家成为个人的内在目的，也成为个人权利的总和。劳动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互负义务的典型体现。[33] 参见张龑：《没有社会的社会契约》，《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138页。1954年制宪之时，追求独立自主、国富民强的安全国家观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提供安全与秩序，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和对外交往是主要的国家职能。

邓小平说：把全体人民改写为全体公民为好。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

个人对国家的信赖与依赖，部分出于革命历史的情感，部分在于基本权利实践对物质基础的客观要求。因此，制定确认请求权的法律规范，是基本权利发挥主观权利功能的规范前提。

毛泽东在谈到五四宪法草案的时候曾经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进一步的，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民和个人要援引宪法和法律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并不因为写在宪法文本上就自然具有法规范功能，反倒是政治功能更为突出，尤其是政权更迭过程中的革命功能，而这也与近代以来的生存斗争学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序言规定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但何时算作社会主义建成，取决于以经济改造为基础的政治实践。[68] [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调整，个人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获得要求国家给予、作为和承担责任的请求权。

如果整体系统的这种民主要素缺失，代议制体系就会蜕变为一种纯粹的表面民主。[3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七  结语 回视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的宪法和政治实践，不断赋予宪法规范以社会生命力是一个发展趋势。主体享有基本权利不是首先基于公民身份，而是因为政治上属于人民阵营。

[41] 基本权利是道德权利的实证化，它同宪法一道来自于革命斗争，而不是什么天赋的。[29] 参见韩大元著：《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39]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三?教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页。[40]是政治决定了权利与权利规范，而不是权利规范拘束政治。[43] 辛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然而，这部制定良好的宪法仅运行三年就被束之高阁。

如果只写人民，就不能包括‘国民那一部分人了。所谓教，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30] 韩大元著：《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10页。[21] [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8-289页。

[42] 参见戴立兴：《论毛泽东的人权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第29页。这体现了权利主体的广泛性，但按照《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1953年4月3日）[47]的说明，作为公民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不能享有此种权利，除非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法定手续改变其地主成份后。

在对宪法理解的方式上，单纯依赖政治宣导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参与、商谈则能强化宪法实施的理性程度。基本权利虽依赖国家履行保护义务，但不能完全丧失对国家的评价和调整能力。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反思的角度可以无限多，本文主要从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出发，探讨其背后的观念与功能体系。

进入专题： 国家建构 五四宪法 基本权利 宪法秩序 。在中国宪法发展百余年历史的中间节点颁行的1954年宪法（下称五四宪法）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且因为它开启了宪法立国、宪法治国的新途。

[67]它的目标是防范国家权力被以人民意志、公意或者公共利益为由的滥用。（三）面向具体领域的基本权利规范体系 作为形成新宪法秩序的制度支撑，上述支持主观权利功能的法律制度必得实效化，并受到保障。

[42]由此观之，所谓人赋人权，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赋予自己权利。同时，对国家和政府权力的建构，也要在承认政府可能为非的前提下设计必要的权力约束制度。